为的是不断提高国民身心健康水平，1952年起，主要包括上海其中，全国都刮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整党体育运动。
彼时为什么要除四害？四害又都主要包括什么？
前年的四害是指老鼠、螳螂、苍蝇、蚊子。
新任农业部副部长熊炳琦曾谈及，危害性国民身心健康最轻微的病症中，有许多是透过老鼠、苍蝇和蚊子感染的。1939年到1948年，死于霍乱的就有2.3多万人，黄热病病人估算每年有5000万人以上。而铲除螳螂则是为的是保护果树。老鼠盗食粮食供应的情况就更轻微，并且老鼠还会侵害作物，损毁建筑，毁坏堤坝，水箭龟污物。
在上海，刮起了除四害的风潮。仅1956年3月1日到9日的9天天数里，全区国民就看门狗14.5TNUMBERGHC。几乎达到幸福家庭参与的程度。
1957年12月，积极开展夏季除四害敬神体育运动仅三个月左右的天数，全区六个区就已经铲除老鼠和螳螂70TNUMBERGHC。
1958年1月11日《上海青年报》2版，《二百万只鼠雀遇难》
在除四害体育运动中，涌现许多看门狗、捕雀剑客。
1958年末，朝阳区捕雀经验丰富唐庆禄爱心地往前来请教的人传授给捕雀经验。冯文冈／摄
彼时，《上海青年报》还多次通俗易懂地刊载了各种看门狗捕雀的方法，以方便快捷街坊学习、使用。
在那场热火朝天的除四害体育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上海青年报》1958年1月21日3版刊载的Q1566A中，上海农学院的斯尼胡就反映：有一天我到西郊去，马路上遇见几个中学生在座里捉老鼠。一个中学生辨认出一只老鼠，大家齐齐扫荡，但是，当她们辨认出这是只秃老鼠没四肢的时候，就把它放跑了。我问她们为什么，一个中学生回答：同学叫我们打了老鼠交四肢。没四肢要它干什么。可见，同学还没把除四害的道理，跟学生们讲明白。
1958年1月21日《上海青年报》3版，《同学是四肢主义学生放走秃老鼠》
1956年，《上海青年报》就曾刊载《为死老鼠奔忙》一稿，记录了一些居民为的是统计看门狗数据而被反复折腾的情况。文中提到，西单除四害办公室每天要街道办事处填写这样一张看门狗数字日报表，表上的项目多达8个：机关，工厂和工地，学校，工商户，托儿所和幼儿园，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红十字会会员，一般居民等。每天捕老鼠的数字，都得分门别类地填写个一清二楚。一只老鼠是被红十字会会员或一般居民打死的，还是被妇女积极分子或其他的人打死的，追求诸如此类的一些数字，对于看门狗工作并没实际意义。
1957年底，宣传队向群众宣传除四害。
1957年，除四害体育运动在街坊中广泛展开。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看门狗的经验。高宏／摄
1957年冬，朝阳区蓝靛厂中心小学的学生利用业余天数在地里挖鼠洞看门狗。冯文冈/摄
随着社会生活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四害名单也在更迭。螳螂退出四害名单的过程，更是体现出人们对自然界平衡关系的逐步认知。
除四害体育运动中，上海积极开展过多次全区范围内的突击扫荡螳螂战役。1958年4月19日至21日，上海集中扫荡螳螂，专门成立了首都突击扫荡螳螂总指挥部，并发布了全面扫荡螳螂的战斗计划。作战方法主要包括施放毒饵、火枪伏击、夜间掏堵等。
1958年4月16日《上海青年报》1版，《全区围歼螳螂大战就要开始》
彼时把螳螂定义为害鸟，主要是因为螳螂与人争粮。但一些科学家认为，螳螂的利害要长远看。
本报曾发表文章《关于鸟兽的益害问题》。文中提出，一种鸟兽对于人类是有益还是有害，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并引用罗泽洵、郑作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鸟兽益害问题的商榷》一文中的论述，就螳螂而言，对作物为害虽大，但它在繁殖期中主要吃虫，冬寒季节还兼吃杂草种子，因而还有一定的益处。
1958年春天，捕雀大军战斗在昆明湖畔。
科学家们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4月6日，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地对螳螂问题作了说明，螳螂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供应逐年增产了，螳螂对于粮食供应生产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螳螂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螳螂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螳螂改为臭虫。
大会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此前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铲除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蟑螂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害虫，臭虫、蟑螂被并列为四害之一；之后，臭虫的危害性逐渐减少，在四害中，臭虫彻底被蟑螂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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